昨日媒體的消息說，在粵西的某些地方，“青年會”、“兄弟會”一類的農村青年組織普遍存在，入會的有小學校長，甚至有政府人員。類似的組織到底有多少，又有多少人卷入其中，恐怕沒人說得清，在今年5月份的清理活動中，僅吳川市政府就取締了56個“青年會”，則其規模、態勢、影響力可見一斑。

　　對很多人來說，“青年會”、“兄弟會”一類名號，是許久沒有聽聞了，而于舊中國歷史稍有了解的人，則可能會由此聯想起“青幫”、“紅幫”以及杜月笙等令人聞風喪膽的幫派組織與幫派大佬。這種聯想引起的很可能只是簡單的比附，卻也足以使人不快與憂慮，于是，取締之、解散之便是最直接的干預。事實上，如今有“兄弟會”一類組織的地方，政府采取的正是此種打擊法。

　　從法律的角度來說，取締是無可挑剔的，而且，人們也很難預料若任由此類組織發展會導致什么更嚴重的后果，因此加以遏制是十分必要的。不過，只有讀懂此類組織不斷涌現的信號，對其成因加以認真研究解決，才能真正談得上長治久安。顯然，如果公開的、半公開的組織只是被簡單取締，那么它們會本能地走向地下，使人只能感覺到其存在卻不能確知其存在于何處。從歷史上看，民間自發的各類組織，在打壓下幾乎都經歷過從公開到秘密的過程。從這個角度甚至可以說，粵西之外未必就沒有類似于粵西的青年組織存在，只是還未被發現而已。

　　“兄弟會”一類的青年組織，并不信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而有著強烈的排他性，只有加入某一組織者，才能互稱“兄弟”。因此，他們所認同的公平正義更傾向于小團體式的公平正義，他們的互助也只能在“兄弟”間實現，但人們不能只看到其道義與情感的狹隘性，就否定其出現的現實邏輯性。在一個急劇變革的年代里，弱小的個體由于共同的心理恐懼，往往會結成各種各樣的小團體，以應對無處不在的不確定性，降低自身面臨的種種風險。而當合法的社會組織不能為底層民眾提供必要的物質支持和精神支撐，則自動自發的民間組織就會應運而生，并且在觀念中確立自身存在的正當性。

　　青年之于國家未來的重要性，只要讀讀陳獨秀、李大釗就不難知曉。青年時代是一個人生命力最旺盛的時候，可以迸發蓬勃向上的創造力，也可能成為巨大的破壞力。但可慮的是，在農村一些地方，共青團的效能小到可以忽略不計，農村青年沒有活動的平臺，沒有適合他們這一年齡段的精神家園，他們對未來的憧憬與現實的反差所造成的苦悶似乎也少有人關注，他們的面目變得和他們的父輩一樣模糊。倘若這種狀況繼續下去，則“青年會”、“兄弟會”雖被取締，一定還會在某個時候、以別種更隱秘的形式復活。

　　由粵西農村，想到了都市。每年有數以萬計的大學生，畢業之日即是失業之時，他們背負著就業的焦慮、生活的壓力和對前途的迷茫在城市間不停地游走，可曾有溫暖的陽光照進他們年輕而憂傷的心靈?也許，他們還沒有像粵西的農村青年那樣找到“兄弟”;也許，他們已寄身于“江湖”之中。

（責任編輯：中大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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