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根本目的是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讓農民過上幸福生活。當然，其中的核心是較快地增加農民收入，必須始終堅持把增加農民收入作為核心任務，努力縮小城鄉差距、社會各階層差距。但是，財富只是幸福的一個要素，絕不能把收入作為唯一標準，單單用收入數字的高低來衡量農民的幸福程度。有國外專家指出：“人們幸福與否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很多和財富無關的因素。經濟越發展，非物質因素對幸福的影響就越來越大。”

　　對這些非物質因素，一些地方政府概括為關愛指數、人文指數、安全指數、誠信指數、環境指數、廉潔指數等。究其實質，是關系民生、民計、民權、民情、民心等經濟之外的政治、文化、社會諸要素。關注這些非物質要素，營造農民的生活環境，這正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義所在，是“十一五”規劃對于“民生”關注的政策指向，是廣大農民的迫切愿望，也應該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而這些內容，當前尚處于被忽視的邊緣。

　　當前，從農民視角出發，新農村建設必須在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積極穩妥推進村莊規劃建設的同時，處理好硬件建設與軟件建設的關系，高度關注農民生活的非物質因素，針對農民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著力提升農民的生活軟環境。

　　1.高度關注農民的公共訴求。我國目前缺少一個農民表達利益的機制、一個良性的談判與協商對話機制。農民打官司往往賠了本也有理打不贏，有問題、有冤情時，往往只有一個辦法——上訪。但一些地方又把群眾上訪視為洪水猛獸，層層封鎖，處處設防。農民上訪，又往往是被踢皮球，材料被層層下轉，“終點又回到起點”，有的直接回到農民要控告的人手中。在這種狀態下生存的農民，要使用法律討回公道就比較艱難。在他們眼里，法律已成為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有關方面調查顯示，2003年全國接到信訪1000萬件以上，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還不足千分之二。

　　因此，需要疏通民意反映渠道，打破中間梗阻，建立農民利益表達的制度和機制，維護農民的正當權益。一要高度重視農民打官司難的問題。把各級司法機關的工作重心下沉，為農業、農村、農民服好務，下決心解決農村基層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司法效率低下等問題，為建設新農村提供一個良好的司法環境。二要加強立法。現在有些農村亟需的法律、法規還沒有制定出來，有些法律、法規帶有計劃經濟的痕跡，對保護農民權益、為新農村建設提供服務體現不夠。三要建立正常的信訪機制。要堅決把以“堵”為主轉變為以“疏”為主，暢通農民的信訪渠道，建立健全信訪受理、督辦、處理和反饋制度。一個和諧的社會應是弱者求告有門，強者有所忌憚的社會。

　　2.強力推進村民自治。農民創造的村民自治，是8億農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體現，也是新農村建設關于“管理民主”的核心所在。從20世紀80年代初廣西宜山、羅城一些地方農民自發組織村委會以來，我國村民自治從萌生到不斷發展，取得了蜚聲中外的巨大成就。但這種成就只是階段性的，其民主形式上的意義大于實際意義。當前，亟需“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存在著的許多制度缺陷，使村民自治進一步體現其對改善農村社會治理、促進農村發展、推動新農村建設的實際功能。

   一要著力扭轉村民自治普遍存在的“準行政化”傾向。《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對鄉鎮干預村民自治的事務應負什么責任并無規定，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等相關法律也沒有對村民自治權利提供足夠的司法救濟途徑，村民自治缺少法律保障。一些地方，村委會只相當于鄉鎮政府的下屬行政組織，鄉鎮政府對屬于村委會自治范圍內的生產、經營等村務活動依然干涉，隨意發號施令；鄉鎮控制村委會的人事權，左右或干預村民選舉，或對經村民民主選舉產生的干部隨意調動、任免。為此，要進一步完善保障村民自治權利的配套法規政策，盡快修改完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及各地的實施辦法以及相關法律，把村民自治權利納入刑事訴訟、行政訴訟范圍之內，明確要求村委會對村民負責，鄉鎮不得干涉村委會干部的選舉和任用。

   二是著力解決賄選、控選問題。2003年8月21日，《人民日報》披露了山西省河津市老窯頭村以“230萬元巨款買村官”的賄選案件，甚至驚動了中央領導。更為嚴重的是，農村宗族、黑惡勢力以及新興農村富豪階層，操縱選舉，打壓民主，控制基層政權，魚肉鄉里，已加速演化成為農村社會的重大問題。為此，要進一步健全輿論監督機制，加強對農民的民主法制教育，特別要堅決打擊農村宗族黑惡勢力對基層政權的侵蝕。

    三是著力解決選舉出來的村干部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的問題。村民自治制度還沒有形成一套農民參與決策和監督村干部的制度和機制。可以說，沒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選舉就會最終被農民拋棄，村民自治就不能生根開花。為此，要以民主決策為核心，加強對村干部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健全村民代表會議議事制度，全面進行村務公開，堅決改變村級事務由村干部少數人說了算的現狀。真正“把農村還給農民，讓農民管理自己”。

　3.創造一個安定祥和的環境。安居才能樂業。這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本條件。安居不僅僅是住房條件的改善，更體現在生活環境的安定祥和上。當前，一些地方農村治安形勢不容樂觀。其一，大量青壯年外出之后，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殘、婦女兒童，群眾聯防、自防能力極大減弱，犯罪分子如入無人之境，一些村莊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抵抗力量幾乎為零。其二，農村警力嚴重不足。城市有充足的警力做保障，而農村警力不足。美國萬人擁有65個警察，我國只有12個左右，農村更少，幾萬人的鄉鎮往往只有一個三、五名警察的派出所。而且，農村公安工作只重于“打”，不重于“防”。其三，當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農村社會矛盾糾紛增多，特別是家族、派性矛盾突出。其四，個別地方黑惡勢力橫行，欺行霸市，制造事端，插手糾紛，對農村社會治安影響最壞、危害最烈、后果最嚴重。以上這些因素，導致近年來農村侵財性案件、惡性案件、青少年犯罪案件等明顯增多，特別是殺人、傷害、搶劫等等暴力犯罪案件急劇增加。近年來發生的震驚全國的多起強奸、殺人、滅門案，受害者全部是農民。對此，應切實加強農村公安干警力量，可以把鄉鎮機構改革中分流出來的一些富余人員，特別是軍轉干部，充實到公安隊伍中來，并建立健全以防為主、狠抓防范、打防結合的工作機制；大力推行基層干群創造出來的群防群治的實踐經驗，堅持走群眾路線；加強對青少年的法制宣傳教育，形成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教育模式，著力解決一些青少年有學不上、有家不歸、有業不就的問題；把打擊農村黑惡勢力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農村社會治安工作的重中之重，給農民一個安全、舒心的生活環境。

　　4.大力推進現代文明進鄉村。鄉風文明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特征。然而，農村教育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滯后、億萬農民不能公平地享受現代文明成果，恰恰正是新農村建設最薄弱的環節。從教育看，國家教育經費大部分用于城市，農村人口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9.1%，城市則是65.4%，92%的文盲、半文盲在農村，農村中學生是城市的4倍，而國家中學教育經費投入中農村只占38%，教育不公已成為城鄉之間的最大不公。從衛生看，90%以上的農民是無保障的自費醫療群體，65.4%的鄉鎮沒有衛生院，占全國總人口近60%的農民僅享用20%左右的醫療衛生資源，城鄉人口期望壽命相差近6歲，城鄉“生命價值剪刀差”已經形成。從文化看，農民文化消費支出日益增長，但農村文化娛樂極其貧乏，近幾年全國有700多個縣級圖書館因缺經費沒有購書。農民看書難、看戲難、看電影難的狀況進一步加劇，農村“文化荒漠化”現象在不少地方存在。城里人可以花數千元聽一次音樂會，而農民只有“娛樂靠酒”了，于是，格調低下的“文化垃圾”向農村蔓延，“黃賭毒”和邪教組織乘虛而入、屢禁不止。

　　社會主義新農村，不僅要新在廣大的農村人口享有豐富的物質生活上，更要新在提高農村文明程度、使農民和城市居民一樣可以享受到豐富、健康的文化生活上。必須加快發展農村教育文化衛生等各項社會事業，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其中，要特別重視以下幾個問題：一是保護農村傳統文化。中國農村傳統文化遺產之豐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然而由于“文革”的文化災難和改革開放后西方強勢文化的沖擊，以及政府、城市“主流社會”的歧視，中國農村民間文化（如戲曲、秧歌、剪紙、刺繡、中醫、書法、民樂、民俗、禮節、傳統技藝等）正迅速消亡，民間藝人急劇消失，民間藝術日漸衰落。而韓國、日本都把弘揚傳統民間文化作為民族現代化的重要動力，西方國家重大傳統節日慶典都非常隆重、神圣。應以立法的形式保護農村傳統文化遺產，大力繼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二是推動城市資源下鄉。現在，一方面，農村社會事業資源極度匱乏，另一方面，城市資源過度集中甚至閑置。胡鞍鋼研究指出，我國80%的衛生資源集中在大醫院，城市一些高精尖醫療設備的數量已經達到或超過發達國家水平，而農村基層衛生服務和資源的嚴重不足甚至與落后的非洲國家相當。為此，應統籌城鄉資源配置，通過政府引導和市場運作的方式，鼓勵和引導資源下鄉，實現城鄉資源共享，實行城鄉服務一體化。三是大力推進農村信息化進程。對農業發達國家的農民來說，電腦和因特網就和農業機械和氣象報告一樣重要。而我國目前1.62億網民中農民上網還不到全部上網人數的1%。在城市互聯網飛速更新換代和普及的今天，農村基本上還是無網絡知識、無網吧、無網民的“三無”地帶。大力推進農村信息化，是解決農村小生產與大市場矛盾的有效手段，是實現農村社會生產力跨越式發展的重要載體，是引發農村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重要突破口。應盡快把推進農村信息化提上重要議事日程。目前，當務之急，是在新農村建設規劃中，把農村信息化建設納為重要內容一并規劃，特別是新規劃的居民點，應全部開通互聯網。四是重構農民生活方式。采取農民群眾易于接受的好形式，循序漸進地引導農民文明生活，正確消費，破除陳規陋習，建立科學、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責任編輯：中大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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