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青年報》刊登了一則新聞——《鄂五名貧困生受資助不知恩被取消資助資格》，此文一出，立刻引來了大量的評論和爭議。

    評論和爭議的焦點其實主要集中在一個焦點上：“這些貧困大學生不知道“感恩”，在受助的一年多里，他們沒有主動給資助者們打過一次電話，寫過一封信，也沒有感激的話語。五名貧困生該不該為此付出被取消資助的代價？”

    其實對于這個點，戴斌老師認為首先要分析貧困大學生不知道“感恩”的原因所在，正如《鄂五名貧困生受資助不知恩被取消資助資格》一文中的“張先生”的觀點，他認為多數貧困生并非不知道“感恩”，不少貧困大學生因為自卑，不敢和“大人物”平等交流。對于這個原因，戴老師認為，其實我們應該抱著“理解”的角度去看待。一方面，不少貧困大學生因為“貧困”，很多時候缺乏足夠的“自信”。或許會有不少人對此有不同的看法，會有人認為“自信心”更多地是和人“性格”有關，而人的性格和“貧困與否”關系不大，很多“沒有錢的人”也可以很自信，而很多“家境富裕的人”也可能毫無自信可言。誠然，由于存在“個體化的差異”，很多時候不能“一概地”認為“貧困大學生”就缺乏“自信”。但我們要認識到，“環境”對人的影響是巨大的。在“貧困大學生”的成長歷程中，“貧困”始終是一個“不利的環境因素”陪伴其左右。當一個人為了“生存”而“奔波”、“焦慮”的時候，“自信”又怎能“油然而生”呢？而且自信是在“成功的經歷”中“不斷”“堆積”起來的。

    同時，戴老師很想問的是，“被別人幫助的經歷”能積累自信嗎？“為生存而焦慮奔波的經歷”能積累自信嗎？答案是不能。但什么能“積累”“貧困大學生”的自信呢？“回報社會”，用“涌泉相報”的方式 “回報社會”，就是最大的“自信”來源。但問題是為什么我們的“貧困大學生”并不是每個人都能“找到”或者是“愿意”用這種方式去找回自己的“自信”呢？

    或許說到這里，不得不談到的一個問題是，當我們要求“貧困大學生”們要用“涌泉相報”的方式“回報社會”時，我們是否應該“捫心自問”：我們社會中的其他成員都能做到“滴水之恩，涌泉相報”嗎？或許很多人都做不到，但為什么我們要把焦點或目光集中“貧困大學生”身上呢？這里其實有著我們自己潛在的“思維誤區”。

     我們總是潛意識地認為“貧困大學生”，尤其是接受資助的“貧困大學生”是“必然”“優秀”的，是“必然”“高尚”的，是“必然”懂得“自動感恩”的，是“必然”會“感激涕零”的。坦誠地說，我們要走出的思維誤區時，其實大部分的“貧困大學生”都不是“我們潛意識中”的“德智體都完美無暇”的“高才生”，他們中的許多人和我們其他“大學生”一樣，更多的只是一個高中畢業后踏入大學校門的普通大學生而已。他們都有著許多的不足，許多人生的“道理”還需要我們去“教”會他們。

    所以當我們希望這些“貧困大學生”擁有“我們所希望他們擁有”的各種良好品質時，我們需要問的是，當社會給予“經濟資助”時，有無想過也應該給予“思想上的資助”呢？而我們從《鄂五名貧困生受資助不知恩被取消資助資格》一文中看到的，似乎除了“該市總工會給每名受助大學生及其家長發了一封信，希望他們抽空給資助者寫封信，匯報一下學習生活情況”外，我們沒有發現任何“思想上的資助”。

     對此，我們不禁要思考：人的品格尤其是高尚的品格是“與生俱來”的嗎？不是的。高尚的品格需要在外界的教育與環境影響中逐步形成的。當社會的“熱心人”把“自己的財富”中一部分拿出來資助這些“貧困大學生”時，我們當然要贊揚這些“熱心人”的“善心”和“善舉”。但我們需要認識到的是，這并不足夠，遠遠不夠，甚至說這僅僅只能算是“滴水之恩”。此言并非存心“抹殺”資助者對社會的貢獻。

    因為我們必須認識到，困擾“貧困大學生”的問題，不僅僅是“外在的貧困狀態”，而更多的是“內在的貧困狀態”。我們除了物質上的資助外，心理上的引導似乎更為重要。在任何社會形態中都必然存在的貧富差距下，我們需要教育“貧困大學生”們時刻保持平和的心態，認識到“貧困”的“短暫性”和“可改變性”，認識到“資助”的“非必然性”，認識到“接受資助”是為了將來的“回饋社會”，認識到“被幫助”也需要履行“社會的義務”，認識到“感恩”其實并不“難堪”……

     而對于資助者來說，資助并不是一種義務，如果認為“被資助者”并沒有任何“社會責任感”或者是做人應該有的道德和品格，當然有權力取消資助。而目前的現實是，在“滴水之恩”與“涌泉相報”之間，我們常常會徘徊于其中，不知道該不該在要求“涌泉相報”，就戴老師的觀點來看，其實我們“可以”也“應該”要求“涌泉相報”。但需要注意的是，“涌泉相報”的主體不應該狹隘地局限于“資助者”，而應該是“整個社會”。“涌泉相報”也不應該是形式性的“打過一次電話，寫過一封信，或者是感激的話語”，我們真正需要看到的應該是“被資助者”用“實際行動”所體現的“涌泉相報”。

     其實我們退一步想，當我們的善心人用“滴水之恩”資助“貧困大學生”的行動，又何嘗不是一種對社會的“涌泉相報”呢？

附新聞稿件：

鄂五名貧困生受資助不知恩被取消資助資格

　　新學期尚未開始，湖北襄樊的五名貧困大學生卻被告知：他們原先每年可以得到的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資助日前被資助者取消，資助被取消的原因是這些貧困大學生不知道“感恩”，在受助的一年多里，他們沒有主動給資助者們打過一次電話，寫過一封信，也沒有感激的話語。五名貧困生該不該為此付出被取消資助的代價？此事引發了人們的爭論。

　　■五名貧困生被取消資助

　　8月12日，在襄樊市總工會、襄樊市女企業家協會聯合舉行的第九次“金秋助學”活動中，主辦方宣布：5名貧困大學生被取消繼續受助的資格。

　　去年此時，襄樊市總工會開展第八次“金秋助學”活動，22名貧困大學生與襄樊市女企業家協會的19名女企業家們結成了幫扶對子，順利進入大學。當時企業家們口頭承諾4年內每人每年資助1000元至3000元不等。

　　而在今年，襄樊市總工會組織女企業家們再次捐贈。可是，當工作人員征求部分女企業家意見時才發現，接受資助的部分大學生讓資助者寒心。一年多來，他們沒有主動給資助者打過一次電話、寫過一封信，從未匯報過自己的學習生活情況。期間，這些大學生曾按市總工會要求，給資助者寫過一封信。其中一名學生在信中頻頻談到自己的困難，并再度向資助者“求助”，卻沒說過一句感謝的話。

　　■資助并未有書面協議

　　貧困生被取消資助一事經當地媒體報道后，負責組織助學一事的襄樊市總工會女工部部長周華玲昨天一整天都忙于接受各媒體關于此事的電話采訪。她認為，當初女企業家們決定資助貧困生時，雙方并沒有簽訂相關協議，只有相關的口頭承諾，現在沒有繼續資助貧困大學生也是情有可原。

　　襄樊市總工會在一些企業家取消資助后，也曾經做過協調，但還是沒有說服一些寒心的企業家。周華玲告訴記者，一些企業家取消了資助這幾名不知道“感恩”的大學生后，轉而資助其他學生。

　　此前，在這批受資助的大學生入學前，該市總工會給每名受助大學生及其家長發了一封信，希望他們抽空給資助者寫封信，匯報一下學習生活情況。記者試圖采訪這幾名企業家和貧困大學生，但周華玲告訴記者，她們因為有心理顧慮，不愿意接受采訪。

　　■中止資助引發爭議

　　五名大學生該不該被取消資助？此事被曝光后引發了人們的廣泛爭議。河南南陽的張先生在湖北襄樊出差時得知此事，他特地找到襄樊市總工會了解情況。

　　曾經有過助學經歷的張先生電話里告訴記者，他覺得應該給予這些貧困大學生以更多理解。張先生結合自己的經歷表示，多數貧困生并非不知道“感恩”，不少貧困大學生因為自卑，不敢和“大人物”平等交流，同時他們因為貧困也往往很少具備電話等物質條件，所以往往造成溝通不暢。

　　而在網絡上，更多的人們表達的是對取消資助舉動的支持。記者統計了幾大網站上數萬人參與的民意調查，支持取消資助的網民占了三分之二以上。一些網民認為，不懂得感恩，也就是缺乏做人的基本常識，不配繼續接受資助。

（責任編輯：中大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