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看待社會發展與問題之五
　　在中國現代化的關鍵時刻，在“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的當下，尤需在物質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懷
　　“如今的青年怎么了”，近來，關于青春的話題持續引發社會熱議。有聲音批評，本是最富朝氣銳氣、最有權利做夢的年輕一代，不少人卻陷入利益的羈絆，精致利己而老于世故，熱衷實惠而恥談理想。
　　實際上，時常陷入利益羈絆的又何止青年?一事當先，做還是不做，往往悉心思忖;分內工作，竭盡全力還是敷衍塞責，尚得仔細權衡。得與失，取與予，風險與收益，付出與回報——在利益的坐標系上，很多人都在自覺不自覺地演繹著價值排序，精準計算著投入產出。一切似乎都進行得準確順暢。只是，當物質的欲望填滿生活，利益的喧囂遮蔽生命的星光，在萬籟俱寂的夜晚，也會惘然惆悵：為什么，我們“兩手滿當當，心中空蕩蕩”?
　　當今中國，利益的正當性早已“除魅”。對利益名正言順的主張，讓人人得享發展成果，“利益覺醒”可說是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馬克思早有斷言：“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刻意回避利益，豈止是陳腐迂闊，離開利益的齒輪，世界將空擋滑行。對個人也好，對社會也好，都如小平同志所言，“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主義”。
　　但是，考量利益，并非讓利益的追求絕對化。表面上看，精致的利益計較未必無益于社會的進步。相反，它有可能在短期內創造出經濟奇跡。利益最大化的風輪，很容易鼓蕩物質的城堡遍地開花。然而，這樣的城堡卻精神凋敝，缺乏良性演進的可能。只在意自己的人不會在意公共問題，只關心物質利益的人不會關心社會福祉。一旦利益的巨浪吞噬了理想情懷，我們的身邊便會充斥利己主義的鐵桿擁躉，責任能夠淡忘、道德可以離席、靈魂容許出丑。不是嗎?毒奶粉泛濫，地溝油盛行，在唯利是圖的利益盡頭，是良知的出局和底線的崩塌。
　　志愿服務，主動回報社會，卻被猜測其中掩藏著利益動機;應對災難，企業獻出愛心，卻被揣度背后有著利益交換。楊善洲圖什么，用利益的邏輯說不通，就斥為“傻瓜”;郭明義為什么，用功利的尺子量不了，就斷言“神經病”。利益的風暴撕碎了懸在一些人頭頂的崇高云層，人不過是欲念死海中一個小小的漩渦。“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不與實利掛鉤的理想不是“做作”、便是“矯情”，利益于是成為時代價值的“粉碎機”，讓我們的社會只剩誅心之論，難言感動信任。
　　這是現代版的義利困惑，也是墮落版的利益考量。走出了“恥于言利”的時代，難道就一定要拋棄“時刻準備著”的理想?經歷著“利益解放”的大潮，難道就一定要放棄“為了全人類”的信念?拒絕利益主義獨步天下，理想情懷又該何處安放?
　　就像文學家所說的那樣，“理想有如晨星——我們永不能觸到，卻可以借著星光在人生海洋中遠航”。確實，理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不能幫我們找一個優厚的工作，領一份體面的薪水。甚至一個有理想的人，活在當下，會比別人更覺生存的困難與尷尬。但是人若沒有了理想，生命將走向何方?我們贊頌希望“讓人類遠離饑餓”的袁隆平，我們欽佩把汗水灑落山間郵路的王順友，實際上是贊頌一種更飽滿的意義、欽佩一種更豐盈的人生。循著理想的星光，我們才能跳脫一己得失，眼界更遠、胸懷更大，找到一個更持久、更深刻的生命出口。
　　“唯意志論”者固然舉步維艱，只有利益的人生同樣蒼白無力，“喻于利”不是開啟幸福的萬能之鑰，“喻于義”才能推開夢想的必然之門。構筑精神的高地、留存理想的底色，才有靈魂的原野郁郁蔥蔥，文明的河流碧波蕩漾。這就是為什么寫出《國富論》的亞當·斯密，更看重《道德情操論》，也是為什么社會的改革者，既需要現實主義的利益考量，更需要理想主義的勇氣擔當。
　　翻開歷史，越是大發展、大變動的時代，越需要有超越個人、超越利益的理想。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的執著信念，法國大革命中民主自由的熱烈追求，20世紀初葉席卷世界的紅色狂飆，都曾是導引時代前進的旗幟。在中國現代化的關鍵時刻，在“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的當下，尤需在物質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懷。借用叔本華的一句話，它是對每個時代偉大事物的同一性和連續性的信心，是對一代代人的變化和衰退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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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中大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