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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咨詢師考試案例分析：心理治療在精神科的應用與相關問題

很多年以前，一位在我們醫院工作的德國護士告訴我，如果你栽一缽花，如果你每天都對著花講幾分鐘話，那花就會開放得鮮艷一些。當時我想，那不過是一位不解世情的小女孩對浪漫和溫情的向往的投射而已：她需要，所以她認為花也需要。

也是很多年以前，在報紙上讀到，一些西方國家的農場主每天給奶牛聽幾個小時的輕音樂，奶牛就可以多產奶。讀完我笑了，想那些愚蠢的資本家應該到中國來進修一下，學學中國成語“對牛彈琴”是什么意思。

很多年過去了，在對這個世界和對人性本身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我發現不懂的和需要學習的恰恰是我自己。人的很多需要，特別是我的病人的很多需要，總是被我忽略；我躲在精神病癥狀學診斷標準和精神藥物背后，干著機器人和獸醫也能干的事情，卻還自以為自己是真正的“人的醫生”。

我現在認為，心理咨詢和心理治療（雖然二者有一些區別，但以下為行文方便，將二者統稱為心理治療）的基本原則，可以而且必須用在精神科的每一個角落，針對每一種精神科疾病的每一個發病階段。尤為重要的是，這些基本原則還應該用于調整和重建精神科領域內的醫患關系。不輔以心理治療的藥物治療是殘缺的治療，沒有經過心理治療培訓的精神科醫生，絕不是一個合格的精神科醫生。

以下我們看看心理治療在幾種疾病中的使用。 

互聯網上，用google搜索“植物人+母愛”，得出575個結果。其中一大部分講述的是，母愛是如何使一個植物人康復的。“人非草木，豈能無情”？意思是說草木本是無情的。一個人被現代醫學稱為植物人，那意思就是說他成了草木，成了一個“無情”、不懂情、或者不能對情作出回應的人，或者是一個不需要用情感（比如愛）來對待的人。但是，事實證明并非如此。一個在生理上處于植物狀態的病人，一樣也能夠感受到愛、關懷，當然也就能夠感受到相反的如恨、討厭、忽略等情感。在愛和關懷之下，有可能使一個植物人重新恢復許多能力，但如果是相反的情感，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上面的那些新聞提示我們，在治療象腦器質性這樣的疾病的時候，除了藥物和其他軀體醫學手段，關愛也是醫生可以使用的手段之一。從根本上來說，關愛應該是一切醫療手段的基礎。而所有心理治療共同的基本原則就是關愛。

再看一看英國著名精神分析師Sandler在他的《病人與分析師》一書中的兩段話：

羅斯菲爾德（Rosenfeld，1952，1969）指出，從紐伯克（Nunberg，1920）對緊張型精神分裂癥病人的移情現象的觀察開始，越來越多的精神分析師對弗洛依德最初的觀點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移情確實可以在精神病人身上出現。值得提出來的是，Sullivan（1931），Federn（1943）和Rosen（1946）均屬于這些作者。

移情的概念可以合理地運用于精神病人與其治療師的相互關系方面。甚至最嚴重的緊張型精神分裂癥病人，在理智恢復后也顯示出在其患病期間與他人接觸的重要感覺痕跡。

如果說緊張型精神分裂癥是“最嚴重的”精神疾病，這樣的病人康復后都有“在其患病期間與他人接觸的重要的感覺痕跡”，那我們在對待一切精神病人時都要小心了，我們對他們的態度，他們會記住的，并且會對他們產生影響。

有人認為，精神分裂癥的急性發病階段只能使用藥物治療。這也是不正確的。目前世界上有幾個國家的精神科醫生，已經嘗試了精神分裂癥的非藥物治療，即所謂Soteria。以下是一篇文章的摘要。

雖然文中說道Soteria比其他方法要便宜一些，但估計如果在中國操作，可能會比其他治療要貴一些。但這不能作為阻止推廣這一療法的理由。器官移植很貴，卻沒有聽到有人以此為理由說我們不需要研究和實施器官移植手術。再者，促進國家福利政策和法制法規向精神病人這一弱勢群體傾斜，也是精神科醫生義不容辭的責任。

我曾不止一次地親眼目睹醫生當著整個病房工作人員的面，問一位明顯沒有智力障礙的大學生病人100連續減7的問題。這里面包含的輕視是不言而喻的。但這還不算太可悲，因為智力檢查是被要求的；更可悲的是，那些大學生還一本正經地回答，沒有表現出絲毫的憤怒。這是一種被暗示出來的可怕的“自知力”：我是不行，我需要智力測驗，我只配被輕視、被侮辱。想想看，這樣的感覺痕跡留下來，即便是癥狀消失了，對疾病的自知力恢復了，他們又有什么信心恢復自信和社會功能？精神科醫生如果只致力于病人癥狀的改善和對疾病的自知力的恢復，而不管病人的社會功能的恢復，那算不得善始善終。人數眾多的在藥物的作用下沒有了癥狀和“知道自己有病”的重癥精神病人還呆在家里，在較大程度上就是我們精神科醫生工作沒做好的證據（這種現象當然也有其他因素在共同起作用）。一個懂得心理治療的醫生，即使在一個精神分裂癥病人病得最厲害的時候也尊重病人的人格，保護他的自尊和自信，為他最后恢復社會功能做準備。

精神病院封閉病房的鐵門鐵窗，與其說是在保護病人的安全和公共安全，倒不如說是在展示我們精神科醫生的虛弱、膽怯和無知。我們把病人關在屋里的同時，我們自己也失去了醫者的勇氣和榮耀。一些國家的精神病人可以在許多地方：封閉式病房、開放式病房、白天醫院、中途宿舍、工療站等等；我們的病人則要么家里，要么封閉式病房，只有很少的時間去門診拿一點藥。拿藥時的情景可以歸納三句話：圍一大群人----其他病人和家屬都圍在醫生旁邊，病人完全無隱私可言；說上三句話----醫生既沒有時間、也沒興趣聽病人說得太多；拿一大堆藥----這是醫生唯一能給的、也是病人唯一能得到的。

不愿意跟精神病人建立平等的、有雙向情感交流的關系，原因可能來自醫生自己內在的恐懼，他們不面對精神病人的非理性的、負性的情感等等，實際上是害怕自己內心的非理性和負性情感被激活。

從大的背景上看，醫患關系是社會總體人際關系的一部分。在中國，親友之間的關系可以是很溫情脈脈的；這樣的人際關系的距離，比西方國家的人際關系的距離要近得多。但是，非親友關系（陌生人之間）的距離，卻又過遠，在陌生人之間，甚至明顯地有一些敵意。按照趙旭東教授的說法，就是中國人把圈內人和圈外人分得很清楚。這樣的人際關系特點，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醫患關系。正常人算一個圈子，精神病算一個圈子，精神科醫生屬于正常人圈子，似乎對少數派的精神病人圈子有幾近天然的“排斥”。排斥的工具，以前是鐵門鐵窗，而現在則更多地是藥物，名目繁多的診斷則一直都是幫兇。精神科醫生經常用藥物從情感上將病人拒之于千里之外，而要找一個理由跟一個人保持距離，再沒有比說他是瘋子更好的理由了。

癥狀學的分類當然是必須的，ICD、DSM和CCMD分類診斷標準，加深了我們對病人疾病的那一方面的理解，是許多杰出的精神病學家智慧的結晶。但是，我們不能把它們作為屏障，隔離了我們和我們的病人，使病人成為我們的異類，使我們不面對病人的正常的思維、情感和行為，不能面對人類每一個獨立個體的命運。所以，一些現代心理治療學派有“去診斷”的做法，即不對病人下診斷。這種做法至少可以不讓病人背一生的思想包袱。

有一段時間，一些醫生在爭論精神分裂癥改名的問題。提議改名的一方說，“精神分裂癥”這一名稱，已經具有一些非精神科專業的、社會學上的意義，具體地說，就是這個名稱里已經包含許多的貶低、歧視、恐慌等等負性的東西，這些東西會最終導致病人回歸社會的困難。動此念者不僅有豐富的心理治療知識和卓越的對世情的洞察力，還有著仁者的慈悲心腸。比較起來，那些以各種理由反對改名的人，他們的知識和用心就很叫人懷疑了。

從國家的策略上來看，如果在精神病學領域一味地只重視精神科的生物學基礎的研究，而忽略了在心理治療方面的投入，那就象是父母只重視孩子的冷暖，而忽略孩子的精神方面一樣。

心理治療在治療神經癥等其它非重癥精神病上的效果是毋容質疑的。遺憾的是，以診斷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在神經癥的治療領域里也流毒甚深。各個精神病院的門診就不說了，在互聯網上的心理學相關網站上，隨時可見“帽子滿天飛、標簽處處貼”的慘境。那些“帽子”，有些是所謂“專家”給的，有些是自己給自己“買”的，還有一些是相互贈送的。我見到的最荒唐的一次，是一個人照著診斷標準，給自己一口氣下了七個診斷，可笑的是，僅僅只看癥狀，你還不能說他是錯的。

從現在心理治療在中國的發展上看，前景還是樂觀的。畢竟我們已經

（責任編輯：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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