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習近平最近又用了哪些古典名句
(一)“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p>
【出處】“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中國和澳大利亞雖然遠隔重洋,但歷史和現實的紐帶將我們緊緊連在一起。建交42年來,中澳關系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兩國成為好朋友和戰略伙伴,兩國人民從中受益良多。
—2014年11月14日習近平在澳大利亞《澳金融評論報》發表署名文章《開創中澳關系更加精彩新篇章》
【原典】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為近。—(晉)葛洪《抱樸子·博喻》
【釋義】志同道合的人,即使隔山隔水也不覺得遙遠;志趣相悖的人,即使近在眼前也不覺得親近。
(二)“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
【出處】“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敝邪姆謩e地處北半球和南半球,分屬東西方文化,兩國關系能達到今天的高度,最重要的經驗是雙方遵循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原則,以對話增進互信,以合作實現共贏,以交流筑牢友誼。
—2014年11月14日習近平在澳大利亞《澳金融評論報》發表署名文章《開創中澳關系更加精彩新篇章》
【原典】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唐)魏征《諫太宗十思疏》
【釋義】我聽說想要樹木生長一定要穩固它的根,想要泉水流得遠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想要國家安定一定要厚積道德仁義。
(三)“大海之闊,非一流之歸也。”
【出處】“大海之闊,非一流之歸也?!闭莾蓢嗣裨丛床粩嗟南嗷ダ斫夂陀颜x,匯聚成了中澳友好關系之海。我深深感到,中澳關系發展在兩國都有深厚的民意基礎?!?014年11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澳大利亞聯邦議會發表題為《攜手追尋中澳發展夢想并肩實現地區繁榮穩定》的演講
【原典】臣聞大廈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闊,非一流之歸也。—(明)馮夢龍《東周列國志》第十六回“釋檻囚鮑叔薦仲戰長勺曹劌敗齊”
【釋義】高大的房屋建筑的建成,不是靠一棵樹的木材原料就能做到的;大海之所以遼闊,不是靠一條河流的水注入進來就能形成遼闊態勢的。
(四)“兄弟同心,其利斷金?!?/p>
【出處】中新關系具有開創性、示范性意義。中新建立了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為兩國關系規劃了宏偉藍圖。中新兩國簽署一系列合作協議,充分展示了兩國務實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中國人說:“兄弟同心,其利斷金?!?/p>
毛利族諺語說:“你我籃子在一起,大家生活更美好。”讓我們攜手合作,譜寫中新關系發展新篇章,更好造福兩國人民。—2014年11月20日習近平同新西蘭總理約翰·基會舉行會談
【原典】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先秦)《周易系辭上》
【釋義】二人齊心協力,凝聚的力量就像鋒利的刀能斬斷金屬;志趣相投,同心同德的人互相交流,就好比聞到蘭花的香氣。
(五)“以心相交者,成其久遠?!?/p>
【出處】我們要做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好兄弟?!耙孕南嘟徽?成其久遠?!?/p>
中國一貫主張,國家無論大小、貧富、強弱,都是國際社會平等一員。中國同太平洋島國有著相似的歷史遭遇,有著深厚的傳統友誼,有著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理想?!?014年11月21日習近平在斐濟《斐濟時報》和《斐濟太陽報》發表署名文章《永遠做太平洋島國人民的真誠朋友》
【原典】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隋)王通《中說·禮樂篇》
【釋義】以權勢作標準交朋友的,權勢失去了,交情也便隨之斷絕;以利益作標準交朋友的,利益窮盡了,交情也隨之結束。
(六)“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出處】我們要做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好伙伴?!凹纫詾槿?,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p>
當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人民正在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腳踏實地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島國人民也在努力振興民族經濟和推進區域合作。雙方完全能夠將彼此發展戰略對接起來,優勢互補,互利共贏。—2014年11月21日習近平在斐濟《斐濟時報》和《斐濟太陽報》發表署名文章《永遠做太平洋島國人民的真誠朋友》
【原典】圣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春秋)老子《道德經·第八十一章》
【釋義】圣人是不存占有之心的,而是盡力照顧別人,他自己也更為充足;他盡力給予別人,自己反而更豐富。自然的規律是讓萬事萬物都得到好處,而不傷害它們。圣人的行為準則是,做什么事都不跟別人爭奪。
2.李克強總理贊譽嚴復傳遞三大訊息
據日前的人民日報新媒體報道,正在福州考察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專程來到嚴復故居進行考察。據報道,工作人員說,《政治學》等經典名著都由嚴復首次翻譯引入國內。李克強補充道:還有《國富論》和《論法的精神》。他指著展柜內的《天演論》說,嚴復的翻譯確實做到了信、達、雅,這本書我插隊時也讀過。
李克強贊譽嚴復:嚴復學貫中西,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國人。他向國人翻譯介紹西學,啟蒙了幾代中國人,同時,又葆有一顆純正的“中國心”。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記住嚴復。
具體而言,李克強總理考察嚴復故居并贊譽嚴復,至少向外界傳遞出了三個方面的訊息。
其一,中國將堅定不移地推進開放偉業,在這個偉大進程中,“開民智”至關重要,人人“放眼看世界”至關重要。當今,我們有必要在開放先驅博大精神的輝映、感召下,強有力地推進開放進程。李克強總理贊譽嚴復,并不單純是對于歷史人物的臧否,其更代表了一種導向——當今,嚴復終生的秉守、追求,并未取得成功,當下的中國以及中國人,有必要繼承、完成嚴復未竟的事業,有必要人人成為“放眼看世界”的嚴復。
其二,中國將全方位地向世界敞開心胸,將成為現在和未來,世界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分子。中國的開放事業,歷經上個世紀最后20年的風風雨雨,以及新世紀迄今依然不平靜的歷程,紛爭、訟論依然未完全平息。中國走什么路,依然嚴峻而現實。嚴復認為,即便堯、舜、孔子生在今天,他們也會向西方學習。要救中國,必須學西學和西洋“格致”:“蓋非西學,洋文無以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則僅得其皮毛?!薄爸袑W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兩立,合之則兩止”。重要的在于:“體用一致”“本來一致”,要從政治制度上進行變革——“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和”。
以一顆“中國心”“放眼看世界”,不因循守舊、固步自封,不老子天下、自以為是,汲取人類一切精神養料,吸納世界所有文明成果,一如嚴復曾引赫胥黎所言:“讀書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為我簡編,各物為我文字者,斯真學耳”。這,或許就是李克強總理吁請所有中國“記住嚴復”的肇因。
其三,贊譽嚴復,是一種汲取、一種胸懷,更是一種自信——中國的反****,目的還是為了開放,為了將中國引向現代文明國家。而,開放的成功,離不開反****的成功。
從這個意義上說,李克強總理贊譽嚴復,著實是在為后反****時代、后變革時代的中國計,是在為中國的未來計——在當下大力反****的同時,不忘未來發展,籌謀未來發展,布局未來發展,起步未來發展。
這,或許就是嚴復浮出當今現實水面的深層內涵。(祝振強)
3.公祭日:以國之名悼,以歷史之名緬懷
今天,是首個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今天,站在歷史的憑欄處,人們以某種肅穆儀式追憶逝者、緬懷英靈。悼以國之名,祭以民族之大義。
民族劫難,無法因時間消逝而抹去;歷史疤痕,也被許多人的記憶存檔。77年前,秦淮河畔、金陵城中,一場舉世震驚、慘絕人寰的屠殺,讓三十萬同胞慘遭屠戮,讓山河為之泣血。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最慘烈的悲劇之一,亦是中華民族永遠消不掉的傷痕。
77年過去了,時過境遷,可對那些死難同胞的悼念、追思,卻絲毫不能因時間河流的沖刷而淡去光色。與追悼逝者伴隨的,還有對這場屠殺關聯命題的思考,如民族復興、和平愿景、人道尊嚴等等。而這些,都始于對歷史的銘記,正如某句名言所說的:誰忘記歷史,誰就會在靈魂上生病。也正基于此,讓銘記歷史找到一個可倚靠的欄桿,讓激越情緒得到一個集中迸發的出口,成了我們“以史為鏡”“汲取教訓”的方式,也是撫慰逝者的必由路徑。
如今,終于有了這樣一個標注著刻度的日子,能以警鐘鳴響,喚醒我們或已沉睡的民族歷史記憶,也在傳達歷史痛感中砥礪我們前行。隨著今年2月全國人大對公祭日的立法確認,13億人民終于得以在一個特殊的日子里,用舉國同祭的莊嚴儀式寄托哀思,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共同祭奠中,我們可宣示正義的音量,也憑吊生命的凋零。
要知道,在歷史的宏大敘事背后,站立著的從來都是一個個真實的個體,他們的苦難指控著每一份指向無辜者的罪惡,也提示著戰爭的殘酷。我們無法輕易將其簡單化約為一個抽象的群體,只能把他們經受的人道主義災難寫進史書。
公祭日是為“溯及過往”,更是為了提醒今人:勿忘歷史。一如紀念是為了更好地出發,銘記歷史是為了不重蹈覆轍。當然,這不是什么歷史宿怨的低回,也非民族主義的發酵,而是讓我們能穿透時空迷障,去打探到歷史的幽深之處,對災難進行記憶的溫習,進而知恥而后勇,化痛感為前行的動力;究其旨意,也絕非培養什么仇恨,將民族感情矮化為街頭泄憤,而恰恰是讓我們在是非之辨中,懂得守護和平。
誠然,我們無法穿越到歷史現場中去,去親歷、見證那些罄竹難書的惡,可擦拭掉記憶石碑上的塵埃,至少能讓歷史被看見。它有利于將罪惡的指證存照,據了解,隨著國家公祭日臨近,新征集的7602件珍貴文物、《南京大屠殺辭典》等著作及大屠殺死難者姓名,都以較為豐富翔實的確鑿事實,向世界揭示了大屠殺的真相,也讓罔顧公義、企圖歪曲歷史的日本右翼分子的謊言不攻自破,讓為軍國主義招魂者無法諱認那一段歷史。
“當過去不再照亮未來,人心將在黑暗中徘徊”,撫今追昔,默哀致敬,就是為了照亮未來,讓未來不必罩上歷史悲劇的陰影,能在明亮的路途上走得更遠。
而今,我們集體為過往的逝者悼念、緬懷,在記憶苦難的儀式感召中記住那些傷痕,也在民族情感的共振中找到一種奮進推力,既不忘來時的路,更為找到通往未來的方向。
4.“亞洲版奧斯威辛”應被全世界記住
77年前南京那個最冷的冬天不僅應該被中國人銘記,更應該成為全人類共同的傷痛記憶。12月13日起,時為中國首都的這座城市陷落后的一個多月里,侵華日軍血腥屠殺了30多萬無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搶劫、焚燒破壞,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77年后,中國將首次以國家名義悼念那場災難中的死者,在13日舉行國家公祭。這意味著中國要進一步固化以南京大屠殺為代表的日本侵華罪行史實,并將其上升為全中國、乃至全人類的共同記憶。
由中國最高立法機關決定設立的這個公祭日,將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戰爭罪行,牢記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表明中國人民反對侵略戰爭、捍衛人類尊嚴、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場。
77年后才來臨的以國之名的公祭,正是要與當前一些人的“歷史健忘癥”針鋒相對作斗爭,尤其是警示以安倍晉三為代表的日本右翼正視歷史,妥善處理現實問題。
南京大屠殺事件被稱為“亞洲版的奧斯威辛大屠殺”,是二戰期間侵華日軍諸多暴行中最集中、最典型的一例。南京軍事法庭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早已將日本軍國主義永遠釘在了歷史恥辱柱上。
但一段時期以來,日本右翼質疑南京大屠殺遇難者人數、抹黑幸存者,甚至將南京大屠殺誣為虛構,辯稱為是為鎮壓俘虜叛亂,試圖將真實的歷史記憶徹底抹去。他們還參拜供奉有侵略并屠殺中國人的日本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
他們甚至篡改歷史教科書,企圖將軍國主義的侵略歷史從日本人特別是日本年輕人的記憶中抹去。不少日本人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殺,卻只記得日本是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認為二戰中日本是受害國而非加害國。否認南京大屠殺及其他戰爭殘暴行為,實際上成為日本右翼否認侵略歷史、進而挑戰戰后國際秩序的突破口。
中華民族在二戰中遭受了巨大傷痛,在國家層面集中祭奠死難者,這與中國的大國地位相符,也符合國際慣例。二戰后,美國、俄羅斯、波蘭等主要參戰國政府紛紛推出國家級哀悼日,以國家公祭形式祭奠遇難國民,加強民眾對國家遭受戰爭災難的歷史記憶。
令人遺憾的是,南京大屠殺的國際認知度比起二戰中的其他一些慘劇,要低得多,沒有獲得相應的歷史地位。
在西方,由于戰后美國對日態度的變化及東西方陣營的長期對峙,南京大屠殺歷史一直沒有引起國際社會足夠關注。今天,許多人不了解這場災難。
今天,歐美國家的一些人對中國在二戰中的歷史貢獻刻意漠視,在中日歷史和領土主權爭端中采取縱容日本一再破壞戰后秩序,這就是新的綏靖政策。這是遺忘歷史的表現。
忘記歷史意味著背叛,忘記歷史必將重蹈覆轍。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曾說,如果我們不向歷史學習,我們將被迫重演歷史。
因此,在明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前夕,中國舉行國家公祭,是對日本右翼的警示,更是要讓這段慘痛的歷史在全人類的記憶中扎根,防止歷史悲劇重演,從而維護世界和平。
隨著越來越多親歷與見證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衰老、離世,以國家公祭的方式撣去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上的灰塵也十分緊迫。
中國人認為,“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只有敬畏死者、追念先逝,社會之風俗道德才可以漸漸篤厚起來。在當今中國,舉行這樣規格的公祭,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倡的“愛國”等主張相契合,不單是對死難者的祭奠,更是對民族精神的一次喚醒,以增強民族凝聚力,推動“中國夢”的實現。
此間觀察家指出,中國強化民族記憶的目的不是為了渲染仇恨。正如已故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所說:“要記住歷史,不要記住仇恨?!?/p>
思想論爭。這個論爭主要在“要不要法治”和“要什么樣的法治”兩個層面上發生,但是在這兩個層面上都還有許多問題沒有達成共識,不論在官方還是在學界,或是在普通民眾的理解中,這兩個層面都還處于毛坯狀態。
我的上述分析角度,是受到康奈爾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於興中最近出版的《法治東西》一書所啟發。這本書提出了被很多人忽略的關于法治的第三個層面的問題—“除了法治我們還應該要什么”。這本書有宏大的思想關懷,構建的是關于多維文明秩序的宏大理論,提出了一個超越法治的理想社會圖景。
為什么除了法治我們還需要其他力量?於興中在書中寫道:“一個完全建立在智性和法律之上的法治社會只能造就一大堆現世主義的個人主義者,卻孕育不出秉性健全的人來?!?/p>
我在這里只用於興中的理論來分析上述這件生活瑣事。當我們面臨一個問題時,我們訴諸的終極因素是什么?除了計較功利得失的法治理性之外,還有講究個人德行、素養、友愛等修為的心性,還有注重虔誠、悲憫和寬容等屬于宗教領域的靈性。這些構成了每個人內心的秉性結構。我們在何時何地何事上愿意訴諸哪一種秉性,這對每個人能夠獲得怎樣的人生意義至關重要。
因此,在很多問題上,我們面臨著“法治或其他”的選擇。按照我對《法治東西》的理解,只有在“人生必需”的意義上,我們才應該首先訴諸法治。這些必需包括構成人的生存和尊嚴的基本要素,在法律上往往表述為人的各種基本權利,但對于不構成人生必需或是人生必需中屬于無關緊要的內容,我們可以甚至應該從其他角度來考慮。
最后需要強調的一點是,當我在談“法治或其他”之時,這種選擇只限于普通個體。對公權力而言,除了選擇法治別無旁路,因為在不受法治約束的公權力之下,沒有人的“人生必需”是安全的。(葉竹盛)
7.貪官悔過書的功利性分析
“我頭上缺少黨紀國法這根高壓線,忘記了為人為官的底線,私念像精神鴉片,麻痹了我……”這是昨日媒體披露的南京原市長季建業的悔過書內容。落馬官員發表懺悔自白,季建業遠不是第一個。《法制晚報》記者從近年來的公開報道中發現,至少有53名落馬官員進行過公開懺悔。其中,近六成人回憶了自己的貪腐史,剖析個人貪腐原因。最常見的開頭是“我是農民的兒子?!庇?4人這樣表述。
每逢貪官落馬,在其受到黨紀國法的處理之外,還有道例牌菜,就是寫悔過書,或聲淚俱下地向司法機關和公眾表達懺悔之意。這些人搭乘人生“過山車”直達谷底,臺上威風八面,臺下淚眼婆娑,對比之大,也常是坊間熱議的話題。但俗話說“嘴是兩張皮,張口不費力”,有時見到其中某些人懺悔得信手拈來,就像在背臺詞,我都分不清這究竟是他們掩藏已久的真心話,還是備好草稿的表演而已。
貪官之所以愛懺悔,與我們積累深厚的“懺悔文化”恐怕不無關系。很多人都有這樣一種經驗,從小做錯事怕家長打,怕老師罵,最好主動認錯,并積極表達悔恨。悔過不能光嚼舌頭,情緒的配合也很重要,因為一般來說,大人面對嚎啕大哭的孩子很難下得去手。如果你很冷靜,說明態度還不夠誠懇。而如果你挨了訓還要笑,就跟我小時候一樣,別說老爹不信你真的知道錯了,還會認為你完全是在挑釁。
當然,對于貪官來說,《刑法》并沒有把悔罪作為法定從輕處罰的情節,也就是說,你再痛徹心扉也未必能影響判決。但是,一個把自己擺得較低的姿態會影響社會評價,并有助于改善輿論環境。基于此,對于退無可退的落馬官員來說,他可能就有一種僥幸心理,如果我的卑微能讓辦案人員和外界有一絲惻隱之心,那就應該一試。你也看出來了,無論兒時認錯,還是落馬后悔過,本質上都是功利的。
從語詞的角度分析,懺悔者習慣以“我是農民的兒子”來起頭,也透出這種實用主義的心態。強調草根出身,表達的是奮斗之不易,容易為人所同情。此外,正所謂“人之初性本善”,這話的意思還包括我雖有錯,本質上還是個好人—瞧,這還是在爭取寬大處理。還有一點,拿身份作托辭相比指責制度有漏洞也更為安全。懺悔套路如此相同,以至于觀者不能對悔過者的真心與否冀望太高,更別奢談警示作用。
有意思的是,貪官悔過書還經常被人搬出來,與其此前在臺上說過的話作對比,有些就是主抓廉政教育的。我看這種對比倒是更有警示意義,應該多做,看哪些同志打自己臉最重,最不怕疼。
8.媒體評“史上最嚴”控煙條例:有屋頂就不能抽
被稱為“史上最嚴”的北京市控煙條例將于6月1日起正式實施。4月12日,記者在條例實施倒計時50天宣傳活動上了解到,屆時執法部門工作人員將走上街頭,開展控煙執法。
近年各地紛紛出臺控煙條例或禁煙暫行規定,盡管配有罰則,但執行效果并不盡如人意,有的地方幾年沒有處罰過一個人。原因很多,比如取證難,再比如執法主體不夠明確、人員緊張,甚至包括執法者怕麻煩等情況。此外,還屢屢出現拒絕受罰的情形,由于缺少專門控煙隊伍天天上街巡查,就算是抓到違規抽煙者,罰款執行起來也難。有業內人士感嘆:“有的人吸煙了,等你人來,他煙頭已經掐滅了;還有的客人在抽煙,服務員說老板不在,就是不給錢……”確有一些經營場所出于利益驅動,不愿勸阻消費者吸煙。
此次,北京出臺的控煙法規,被稱為“史上最嚴”,體現在“凡是有屋頂的地方都不能抽煙”,除公共場所、工作場所的室內區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內禁止吸煙之外,以未成年人為主要活動人群的場所、對社會開放的文物保護單位、體育場、兒童醫院等場所的室外區域均為禁止吸煙區域。甚至被冠以“目前國內與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煙草控制框架公約》最為接軌的一部地方性法規”。但是,最嚴法規要落到實處,仍需要執法有力。
我國香港地區關于控煙的做法值得借鑒:一是處罰金額高。按照香港的《定額罰款(吸煙罪行)條例》,在指定為禁止吸煙區的區域內或在公共交通工具內吸煙,罰款1500港元。二是歡迎舉報。吸煙時間短,“難取證”的問題在全世界都存在,市民舉報就凸顯了作用,據報道,在2012年,香港的控煙督察共收到約1.8萬宗有關吸煙的投訴。所有違例吸煙投訴,控煙辦公室都會根據既定程序跟進,向投訴人了解詳情,例如違例吸煙的時間和地點,針對投訴內容還考慮日后于個別時段到有關地方進行突擊巡查。三是加強巡查??責煻讲斓难膊闀r間除一般辦公時間外,也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晚間和凌晨時分。對于違例吸煙情況較為嚴重的公眾場所,控煙辦公室會重點打擊,作出更頻密的巡查。這些做法并不難參照,如果內地執法部門擇其優點,落地執行,勢必能發揮良效。
這些年,一些法律法規或公共政策出臺,輿論總不忘冠以“史上最嚴”的前綴。評價法規、政策是不是“史上最嚴”,不能光看條款,而是更多體現在執行上。有了鋼牙利齒,會不會張嘴?張嘴了,會不會咬下去?如果“史上最嚴”的控煙法規執行到位,真正成為撒手锏,無疑值得期待。
9.借余秀華打造鄉土作家群,靠譜嗎?
突如其來的成名,讓湖北農民女詩人余秀華陷入從未遭遇過的一場喧嘩。據《南方都市報》等媒體報道,這些天來各路人馬紛紛上門拜訪,媒體來了,出版商來了……當地有關部門也來了,并“試圖借余秀華打造‘鄉土作家群’的城市名片”。
這種情形讓人既感欣慰又擔憂。讓人欣慰的是,成名對余秀華來講終歸是件好事,可看作是對她多年來在逆境中堅持寫作的一種嘉獎。這既可以給她帶來精神上的滿足,也可以帶來現實的一些好處。特別是對每月仍在領取60元低保救助金的她,成名可以給她帶來必要和實在的物質幫助。讓人擔憂的地方在于,熱議之下,不乏一些不友好乃至于羞辱性的聲音。雖然這可說是一個人成名的代價,畢竟余秀華從未經歷過這種人生體驗,這種過度消費很可能給她帶來不小的困擾和傷害。
一個詩人,成名之后引來媒體和出版商競相拜訪,也在情理之中。但是當地有關部門“試圖借余秀華打造‘鄉土作家群’的城市名片”的舉動,多多少少有將余秀華當作賺取政績的工具、“消費”余秀華的嫌疑。且不論當地有關部門此舉的動機如何,單就此舉的可行性來講就大打折扣。文學藝術類名人或者名作,一般來講都極具個體特質,很少有什么地域屬性。不能用一地“特產經濟”的思維來支持文學創作。借余秀華打造“鄉土作家群”,有違文學規律。
當然,當地有關部門上門慰問余秀華,這原本不是壞事。就算這是馬后炮也好,搭便車也罷,總算是一種遲來的問候。當地若想借余秀華打造“鄉土作家群”的名片,也應把握一個原則,就是充分尊重余秀華本人意愿。凡事就怕做過了頭,如果純粹把余秀華當作賺取政績的工具,而不考慮詩人的切身感受,那樣也是在消費余秀華,并且可能對她造成新的傷害。
處于當下社會,信息傳播高度碎片化,新聞熱點一波接著一波。余秀華被輿論推上風口浪尖,也可能轉瞬就被拋下新聞舞臺,這可能是沒辦法的事情。但對她的善意和尊重,要從多關注她的作品,不過度消費她開始。
10.“布衣院士”的最大魅力是“反季節”
我讀了媒體關于中科院院士李小文逝世的消息和評論。對于這位特立獨行的“布衣院士”,媒體此前早有報道,我也曾經看過相關的報道,略有所知。不過對于這位院士具體是怎么個特立獨行,還是直到今天才真正知曉。
身材瘦弱,一襲青衣、不修邊幅、光腳穿布鞋,手里喜歡攥著一個上世紀80年代流行的半圓形黑包,估計包上還印著“上?!眱蓚€字,看起來特別的“反季節”;另外一方面,他又是才高八斗,學術成就斐然,揚名海內外的大科學家。這樣一個“違和感”爆棚的人,怎么能不讓人覺得特立獨行呢?
由于剛剛讀過一篇“金錢頌”,我特別關注了下李院士生前關于金錢的觀念。結果發現,這位“布衣院士”也太不給“上帝”面子了。他本是一個完全有能力說“有錢就任性”的人,但他卻對學生說金錢的本質是“非線性和非單調性”的,留點錢買酒就行。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愿意把錢拿出來成立獎助學金,資助貧困的青年學生,自己卻穿布衣布鞋,一天到晚吃點米粥、咸菜,在社會主義大繁榮大發展的時代,竟然被醫生診斷為營養不良!
如果不是大量媒體的報道,我還真不敢相信在一個幾乎全民金錢崇拜、物質狂歡的時代,還有此等奇人,我定會覺得,這是某些部門為了破除“歷史虛無主義”在塑造典型呢。我還記得此前有媒體報道過,說有某位占據高位的“工程師”,為了參選院士,不惜拿出幾千萬來打點,并請來“槍手”閉門造車為自己趕制論文。相對于這樣的“聰明人”,李小文真是太“奇葩”了。
今天,會來事的“聰明人”是越來越多,實心人和性情中人卻越來越少。像李小文這樣的,必然會被很多人恥笑為傻氣、孩子氣、書卷氣,一些“理論功底深厚”的人還可能會勸人家要“成熟點”?,F在中國人的“聰明”據說已經遠播海外,就連老外也會說“別跟我來中國人那一套”,言下之意是,別跟我耍鬼心眼。
不過在我看來,李小文最大的魅力可能也就在于他的“傻氣”、純真的“孩子氣”吧,而他之所以瞬間“爆紅”,也正是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缺的就是這個。
我并不反對“金錢頌”。我只是覺得我們已經處于一個銅臭味很濃的時代,實在沒有必要為金錢這玩意唱贊歌。我知道一個19世紀末的德國社會學家,名叫格奧爾格·齊美爾,寫過一本叫做《貨幣論》的社會學經典著作。這哥們所處的時代,也是資本主義追求金錢至上的時代,不過他的《貨幣論》通篇講的就一個意思:金錢是手段不是目的,別把它捧得比生命還重要。
我們今天需要的是什么呢?絕對不是強調金錢的重要性,而恰恰是要認識到,這世界還有比金錢和物質更重要的東西。吳曉波的文章里有一句話給我很深的印象,他說:“餓著肚子的思想家,最后只能思想自己的肚子?!钡?,事情真的是這樣嗎?至少我從營養不良的李小文身上看到的,不是這樣。另外,如果說李小文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例,但你別忘記了我們還曾經走過一個餓著肚子也能思考“哥德巴赫猜想”的時代。
在過去,類似這樣餓著肚子搞思想的例子,還有很多,只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比較稀缺,以至于我們都不再相信這樣的事情了。抗戰爆發后的西南聯大,是再典型不過的例子。正是在那樣的一個環境,一個戰火紛飛、物資奇缺的時代,產生了無數可觀的學術成果:哲學家金岳霖在那個時候寫出了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論道》和《知識論》;人類學家陶云逵則冒著戰火做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調查,創辦了“邊疆人文研究室”和《邊疆人文》雜志;機械工程學家劉仙洲寫出了著名的《熱工學》……這樣的例子,可以在各種回憶錄里找來很多,今天的人們可能聽了都有點覺得不大真實,可那就是確確實實發生過的。
曾經有人這樣評價數學家陳景潤:“在科學上是巨人,在生活中是孩子?!蔽矣X得,這句話可能用在67歲便早早離世的李小文身上,也是合適的。在我們這個時代,保持一個純真的孩子般的心靈,比做一個世故圓滑成熟的人要難多了。真心敬佩李小文院士,老爺子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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